做「人」比做「分子」重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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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上午见到有人批评余英时先生，说他身上有一种承袭自钱穆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骄傲情节，这不好。应该勇于承认落后、承认野蛮，然后迈向文明。

这话后半句是对的，前半句却非事实。余先生做的是“知识人”的研究，治的是思想史、文化史。但他在思想史上的旨趣，和钱穆的差异其实很大。

中国传统文化里有许多坏东西，有些甚至坏到了极点，比如《商君书》和《韩非子》。但也有好东西，《老子》批评“圣人”（即统治者），希望他们走大道，不要走歪路。歪路便是任凭农田荒芜仓库空虚，无休止地追求华美的衣服锋利的宝剑与精致的饮食，无休止地向百姓榨取财货。老子说，这种人不是君王，是强盗头子，其行径“非道也哉！”孔子也批评他那个时代的“君子”（也是指统治者），说他们乐衷于敛财而不知满足，荒淫无道而不知疲倦，施政荒唐为人傲慢，只一味与民争利疯狂榨取，丝毫不履行对民众应负的义务，正所谓“今之君子莫为礼”。《商君书》是一条文化脉络，李耳与孔丘对“圣人”的批判、对民本的坚持也是一条文化脉络。区别是前者世世代代被秦制君王们奉为治国圭臬，后者却从来不曾真正进入庙堂，只能依赖历代怀抱有牺牲精神的知识人来断断续续做一点传承。

致力于钩沉后一条文化脉络，并不等同于是在文化层面上证成“老子祖上阔过”。“如果历史可为指引，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，毕竟中国的‘道’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。如今我更坚信，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“道”，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。 ”这些话，显见余英时以中西观照与古今观照来钩沉孔子时代之“道”，其目的是为现实世界的病症寻找解方，而非以“老子祖上阔过”来掩盖现实问题。

当然，解方不一定有效。因为世人总是容易忘却一个事实：民众信奉的“主流之道”，未必是君王们信奉的“主流之道”。但，那是另一个问题了。

二

说到“知识人”，这是余英时先生坚持的一种自我身份认定。他不喜欢更常见的“知识分子”一词。

“知识分子”是一个近代词汇。究竟是谁最先创造了这个词已不可考，可以知道的是，至晚在1920年代，这个词便已经流行开来了。

按《辞海》的说法，知识分子指的是“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”，这是个中性解释。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，从来就没有人以这种涵义使用过“知识分子”一词。

在1920年代，中国知识界使用“知识分子”一词时，往往是指那些受过教育，对现实政治与社会持批判立场，致力于启蒙与进步者，该用法一直持续至抗战时期。到了1950年代，这个词开始对应一个政治阶层，对应一种政治待遇，也非单纯的“脑力劳动者”之意。2000年之后，为了与普通脑力劳动者区分开来，又有“公共知识分子”一词流行，顾名思义，指的是那些以知识介入公共事务者。再过十余年，则又有“公共知识分子”一词被踏翻在地之事。

余英时对“知识分子”一词的否定，与该词在历史上的涵义变迁（或谓词语污染）无疑是有关的，但更主要的是他不能认同“分子”一词。有分子便必有分母，分子只能从属于分母，只能在分母的范围内表达自我。陈原有一篇文章叫做《当“人”变成“分子”的时候……》，内中说，“人——不是一生下来就是‘分子’的。当人变成分子的时候，是一个非常凄苦的过程。读懂‘人’变‘分子’的过程，就会很容易读懂中国现代社会史。”余英时读过陈原的这篇文章，此后便“极力避免‘知识分子’，而一律改用‘知识人’”，他的解释是：“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，我要恢复人的尊严，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，語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，用暴力语言，就是鼓动暴力。”

做一个“人”，比做一个“分子”重要。

余先生毕生坚持“我没有乡愁”，原因大概便在于此。